单靠“女性”是不够的

“爱情”走出了传统思维模式的范畴。被逐出神坛的“爱情”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位置，成为当代情爱小说，特别是九十年代女性小说的重头话题之一，女性作家们则更为尖锐地提出了在传统情爱生活中曾居于弱者地位的女性问题。深入挖掘女性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反映女性在历史、现实中真实的处境，她们生存的真相”，成为世纪末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共同主题。（王光明荒林《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十五年》）。当下流行的女性写作，特别是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晚生代”女性作家群，更是循着这一方向挺进，她们将女性从一定社会结构组成中抽出来，突进到女性情感“潜意识”层面进行挖掘，展示女性“自我”独立成长的历程，为我们探索女性的“内部世界”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可是，“自己的故事”又能讲述多久呢？

林白有一篇小说《守望空心岁月》，这个标题正好代表了许多女性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无奈心态，传统意义上对男性的心理依赖随着其形象的无情瓦解而烟消云散，那些在内心深处仍保留着一丝天长地久幻想的女性们历经磨难，唯有流泪“与往事干杯”。这种没有归属感的情爱体验。导致的是女性内心对爱情的潜在恐惧与下意识逃避，对现实文化的焦灼无形转化为对男性文化的排斥，“我”只有在“拉上窗帘，独自起舞”时才有可能与世界达成精神交流的目的。可是，当女性作家们致力于描述这种体验时，也并不是不存在问题的，无限地走向“自己”必然导致有限的寻找，我们看到：所谓“女性叙事文化”从本质上讲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它迫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女性能否借助于远离男性而回归女性本身，所谓的“女性主义”是否以否定男性的存在为前提，是否“对男性认识也即是对社会的认识，对男性的失望亦意味着对整个爱情与婚姻的失望”（南妮《爱情傻瓜》）？回答自然是否定的。

《情爱画廊》是一部在外在写作指向与构想上与陈染、林白们大不相同、甚至相反的作品。那么，如张抗抗这样的尝试，即跨越女性对爱情的恐惧心理，在男性在场的前提下，以一种古典爱情模式为现代女性重建爱情话语，以“只要拥有真诚和理性，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爱的权利和位置……”的所谓“抵近人本的古典精神”来引导女性走出情爱的误区，是否可以帮助当下女性写作走出困境呢？

应该看到《情爱画廊》与一般的通俗文学作品的不同。举个例子，同样是写幻想的情爱世界，《情爱画廊》与琼瑶的爱情小说就有许多不同，这种不同绝不仅仅是因为社会文化环境不同而产生的外在情节因素的不同，而是它们本质的文化属性的不同。《情爱画廊》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它里面的男女主人公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金童玉女，他们之间的悲欢离合所传达的不仅仅是模式化地对一种抒情仪式的完成，以满足人们对虚假的情感还乡的向往，在它的背后，深藏着作者对这个时代的审美思索。张抗抗曾在谈及她创作于前几年的一部作品《赤彤丹朱》时说到“回顾我的早期创作至今，我的小说一直有一个共同延续的因素，就是对人自身的兴趣”。可以说，这种因素也延续到了《情爱画廊》。从这一角度看，《情爱画廊》与张抗抗以往的小说创作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当生活化的艺术表演代替了我们最初的情感体验，爱情被阐释为一场无望的欲望舞蹈，还有什么让我们地久天长？激情的消失，带给我们的是无比疲惫的心灵，张抗抗关注着在欲望的机械复制中的人的命运，并以这样一部作品来呼唤激情的再现，指出爱的激情应该是人最初与最终的本能。小说的男主人公青年画家周由在绘画上追求对“人的生命价值”表现，而在他们的情爱追求上，更鲜明地表现出突破现代文明的渴望，这种渴望并不因他的几位女友的相继离去而彻底破灭，他来到苏州继续自己的寻美历程，并最终以爱的激情打动了美与纯结的象征——水虹，为“如今这样浮躁的情感沙漠里掘出一股清泉”。

可是，问题同时又远远不止这么简单，问题在于，张抗抗竭力在作品里表现的这种人文精神，同样是在这部作品中又遭遇了它最大的阻碍。我们注意到，即便是从理性上我们肯定《情爱画廊》表现出的所谓“一位具有良知的作家对世俗浊流清醒的批判意识，以及对大众生命的终极关怀”，它在文本的深度挖掘上仍不时显示出了苍白的一面。在对爱情作无限解构的写作时代，张抗抗的重建工作有积极的意义，却明显后力不足，其作品的乌托邦品性显然难以抵挡生活自身的无情本质。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情爱画廊》中表现出来的对女性精神自救的探索，在作者为我们设置的戏剧化场景中并未达到它预期的效果，相反，却呈现出了失重的片断生存的特征，进而对整个文本人文精神的深化构成威胁，阻止了我们从史的角度深入认识作品的可能性。我们注意到，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物质生活的下意识逃避，女主人公水虹始终生活在一个不愁吃穿的环境里，她对爱情的追寻也完全是唯美的，这一切，似乎又源于她天生的美貌。周由对她狂热的爱源于她被神化的美丽而带来的超凡脱俗，而对前女友舒丽的热情尽失则潜在地表明爱情对金钱的拒绝。我们注意到，这其中是存在着矛盾的，尽管文中的水虹曾一再表白“她渴望着放弃优越的生活……企盼着充满风险的种种动荡，财富对于她已失去诱惑，甚至，她向往贫穷和落泊，期待着在一无所有的绝境中，去搏击去重建，真正展示自己的魅力……”，但事实上，这个寻求爱的理由并非毫无破绽，鲁迅先生早就曾在他的《伤逝》中指出过：爱是要有所附丽的，经济基础对爱情的作用无法否定，周由这个被认为是“当今世上幻想家中仅存的硕果”无法靠幻想吃饭，他的艺术也面临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周由可以在表层拒绝舒丽代表着金钱的诱惑，可是，连水虹都意识到了舒丽归来的威胁，担心舒丽会以经济为砝码来主宰周由的感情。这种担心从侧面折射出水虹、周由们内心深处对一个商品时代的恐惧。所谓“时代的大的恐慌”，显示出一代人在现实面前的迷失与无助。如果作品能以此为出发点，展开对水虹在世俗生活中性格的另一面的描写，深入对女性矛盾心态的思考，可能对文本的人文精神的继续发展大有帮助。但文本却终以水虹的宽容、周由的专情、舒丽的退让而告终，轻松消解了文本初始蕴含着的对女性生存焦虑的深层关怀，代之以忘川般的情感表演，使文本的构设陷入虚构的神话爱情世界。

也许，对于今天的中国女性来说，走近所谓“自我独立”的最大压力仍同时来自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女性解放的号角吹奏了近一个世纪，那个“娜拉”的疑问依旧缠绕着我们，使得我们在诗意守候的路上步履维艰，频频回首。张抗抗可以在文本中以对物欲的放弃来建筑女性的情爱神话世界，却也无法从心灵深处真正否认商品经济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形式。人文精神区别了《情爱画廊》与大众文化模式对形象的不同要求，却又不得不在无形中沦为点缀，成为作者写作中的最大困惑，使得这种写作始终在重建人的情感信仰与剥夺人的主体性需要之间徘徊。流行的煽情方式与严肃的生命思考相互纠缠，湮没了我们对现实生活方式的真实思索，而流于虚假的情感补偿无法自拔，也使得《情爱画廊》这部作品的审美选择成为可疑的模拟物，价值流向的暖昧性极易造成我们认识上的混乱，阻止了作品中人文精神的挺进。